今年对于中国药企来说，将面临一个重大时刻——食药总局要求289种仿制药在2018年底前完成“一致性评价”。有评论认为，此举将大大刺激国内创新药的发展，然而现实却是期限将近，达标的药企寥寥。

　　对于仿制药占9成以上的中国医药市场来说，为何一些药企缺乏“达标”的动力？人们“国产药不如进口药”的印象是如何形成的？中国医药，又是否最终能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目标？

　　对于解放前的中国人来说，得场癌症不容易——因为很多人还活不到得癌症的年纪。

　　▍在1950-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，中国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爱国卫生运动。图为人们上天入地消灭“四害”之一的麻雀。客观地说，这批风风火火的运动特别大程度上改善了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。来源：华声论坛

　　青霉素在二战战场上的神奇表现，让西方的制药公司开始有意识地“筛选”抗生素。短短一、二十年间，人类相继发现了金霉素（1947）、氯霉素（1948）、土霉素（1950）、制霉菌素（1950）、红霉素（1952）、卡那霉素（1958），史称“抗生素大爆炸”。

　　对人类文明来说，抗生素大爆炸不亚于“宇宙大爆炸”。就拿咱中国文明为例，从夏商到民国这几千年历史，中国的人均寿命只从18岁提高到35岁。对我们的祖先来说，日常生活中若不小心弄得头破血流，面临的可能是感染致死——因没有抗生素！

　　抗生素爆炸，使得那些细菌相关的疾病得到一定效果治疗，人们再也用不着担心破个皮流个血就一命呜呼，整个人类的寿命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，最难忘抗生素的是1950年诞生的土霉素。

　　土霉素作为四环素的一种，在“包治百病”这点上堪比LV。从痢疾、沙眼到肺炎、中耳炎、结膜炎……它都有显著效果。

　　土霉素属于“生物武器”，在消毒杀菌这件事上，当时还有两大“化学武器”：红汞和龙胆紫——俗称红药水和紫药水。

　　红药水和紫药水，消毒效果不咋滴，但一个含有毒性超强的汞，一个对皮肤染色的效果相当于纹身，还致癌。

　　可是，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，土霉素、红药水和紫药水，堪称“三大国民级神药”——因为人们没得选。

　　《西安晚报》的一篇回忆上世纪50年代住院经历的文章，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住院用药的情形：

　　“打过麻药手术时，我感觉到提肠翻肚的阵痛，护士帮我擦头上黄豆大的汗珠。做完手术，下午回到病房。那时住院做手术不打针不输液，只吃消炎药，土霉素四环素。由于那时做的是传统张力手术，手术和患者恢复时间都比较长，疼痛症状也显而易见。”

　　那时公费医疗是有了，但新中国的现代医药工业几乎从零起步，建国后各地开始兴建一些小药厂；而1957-1960年，苏联援建中国的三大抗生素企业东北制药厂、华北制药厂和太原制药厂开始投产，一举改变了中国“不能生产抗生素”的现实。

　　但总的来说，改革开放前，中国的医药工业总体仍然摆脱不了缺医少药的窘境[7]。

　　1978年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。在改革开放、解放思想的大背景下，医药总局破天荒地跟国外先进医药巨头接触，尝试在中国建立医药合资企业。而首次接触的药企，来自日本。

　　要知道在当时，许多人仍然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。很多干部去深圳考察，看到深圳“除了红旗，哪里都像资本主义”的景象，都会吓得差点晕厥过去——可见思想上的“开放”，很难。

　　1923年，出生于台湾新化的林栋，在日本学医时恰逢抗战爆发。按捺不住爱国热情的林栋，在毕业当天即离开日本，第三天后返回祖国。回国后的林栋，加入了八路军，并利用医学特长，在太行山区制药厂担任研究部主任。

　　所以1949年，北平解放的时候，年仅26岁的林栋，带着他在太行山药厂的40多名弟兄，来接管日本人留下的北平制药厂。

　　1979年，精通日语、英语的林栋被派到刚成立的医药管理总局外事局工作。而他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负责跟日本大冢公司的合资谈判。

　　从当年漂洋过海回国抗日，到如今重返岗位跟日本人谈判，世事变幻、沧海横流，不变的是林栋对国家的忠贞和奉献。于是，顶着“汉奸胚子”骂名的林栋，不惧压力推进跟日方的谈判，终于“修成正果”：

　　1980年8月2日，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药企——中国大冢制药诞生，由此拉开了中外合资建药企的序幕。

　　▍1984年3月5日，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在本公司视察工作图片 来源：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官网

　　随后，中外合资的上海施贵宝、无锡华瑞、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纷纷建立并投产，跟大冢一起被称为合资药企的“老五家”。

　　▍“两片，史克肠虫清”，靠这一洗脑广告语，中国史克的阿苯达唑片迅速取代“宝塔糖”，成为驱蛔虫药首选。史克的广告营销，启发了后来包括保健品在内的众多公司。

　　合资药厂给广大人民切切实实带来了好处，但对于中国本土药企来说，就不一定了。

　　原本在70、80年代，遍布全国的各地小药厂，在面对合资药厂的逐波来袭时，可以说毫无招架之力：

　　以往这些本土药厂，在地方的扶持下，产品不愁销路——产出拉给当地医院药房就行。但合资企业一来，无论从产品还是经销渠道上，都形成了绝对的竞争力，导致国产药淘汰率高，在同质竞争下，国产药的价格一降再降——这也成为了日后人们认为国产药“物不美价廉”的印象来源。

　　当时浙江一家小药厂新上任的厂长李邦良，无奈之中开始翻看一份过去的卷宗——厂里有一批沉睡多年的药品生产批文，也许能从旧物中淘到宝？

　　他选择了最稳妥的中药——冬虫夏草菌粉，然后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——胶囊，等到这款对咳嗽、肾病有显著疗效的“百令胶囊”上市时，距离最初的研发一共耗时了14年。

　　这时间是值得的。百令胶囊上市后，迅速占据了浙江省医药销售的榜首，这家小药厂也从一众药厂里脱颖而出，成为杭州的明星企业。

　　接下来，这家药厂屡次大胆“突破”：和美国纽约富春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了合资企业，之后合资企业不断大家研发投入、产品线日益丰富。

　　但对于同时代大多数中国药企来说，并不是每家都能幸运地从传统中药里“咸鱼翻身”，而从零开始的现代医药研发又难上加难。

　　改革开放之初，国家一方面鼓励外资带来先进制药技术，一方面也大力扶持本土药企发展——扶持的方式也很直接：药企负责仿制，监管在审批标准上给予“宽进”。

　　在2000年前后，短短一二十年，中国通过仿制，完成了对常见进口药的覆盖，目前市场规模已超过5000亿人民币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中国现在叫得上名字的药企，都是靠仿制起家。

　　据食药总局的统计，截至2015年中国已有药品批文18.9万个，化学药品有12.2万个，95%以上是仿制药——也就是说，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国产仿制药。

　　然而，国产仿制药的名声却很差：在长期的“实践”中，仿制药被冠以“疗效差”、“杂质多”等各种评价。

　　某种程度上是的。2012年2月13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国家药品安全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，明白准确地提出“部分仿制药质量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比较大差距”。

　　需要精确指出的是，当时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仿制药放松审批标准，是有历史背景的：一直到2000年前，中国还是处在一个药品紧缺的状态，所以当时最紧急的任务是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，再解决好不好。

　　那时，地方的药品监管部门就有发放药品批文的权力，在审核标准上普遍低于国标。等到2000年，国家统一药品审批权时，许多老的地方批文就“摇身一变地标转国标”，这使得一批打着国标名号的药物，质量并不那么过硬。

　　后来，由于一些其他原因，中国药品审批在2001-2007年存在一个“膨胀期”，也使得一些药物“浑水摸鱼”上市。

　　要知道，药品跟一般商品不一样。一般商品“一分钱一分货”，越贵质量越好；但药这东西不一样，从化学理论和伦理角度，同一种药甭管卖10块还是100块，药效应保持一致。

　　但抛开历史原因，国产仿制药为啥就是不太给力？中国人模仿能力之强举世公认，为啥抄一个药就是抄不好？

　　原料药指的是化学合成药的有效成分，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——因为只要知道了有效成分的分子式，用化学方程式教的方法合成就行，所以中国许多药厂其实干的是化工厂的活儿。

　　难就难在原料药下一步的制剂——生产的基本工艺。原料药一般是结晶，而我们一般吃到的是药片儿或胶囊，如何把原料结晶变成药片儿和胶囊，就是制剂的精华所在。

　　讲真，由于我们国家医药基础薄弱，在制药工艺上实在不擅长，因为这玩意儿需要一个很玄的东西——工业底蕴，短时间内想霸王硬上弓地提高，很难的。

　　▍仿制药某一些程度上就好比蒸馒头，我们能造面粉，能造蒸笼和酵母，但由于手艺不行，别人能蒸出蓬松的大白馒头，我们这很可能蒸出一坨面疙瘩

　　一方面，中国的药厂数量之多，远超其他几个国家，医药生产许可通过监管发放批文来获得，在之前地方保护主义的“加持下”，是个药厂就有可能获得大量批文，这个药不行换个药生产继续赚钱；

　　另一方面，产出的药是国家招标、医保买单，而在国家标准不高的情况下，任何一个人都符合规定标准，既然“大家都一样”，招标标准最终沦为“谁便宜买谁”。

　　两方面叠加，出现的诡异情况是：药企靠批文总能活下去，然后靠打价格战挣营收。在价格过低的情况下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利润，就只能牺牲品质。

　　时代在前进，当中国不再缺医少药，对药品质量的追求必定是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。

　　早在“十二五”之初（2012年），政府就提出用10年时间推动仿制药比肩原研药质量和疗效，实现仿制药与原研药互相替代。

　　直至2016年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》出台后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才有实质进展，同年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（简称“CFDA”）公布让仿制药闻风胆寒的“289目录”：

　　针对老百姓最常用的289种仿制药，相关药企必须要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，完不成的将不准再生产。

　　关于一致性评价，类比理解就是，以前国家标准要求药企有面粉、有蒸笼和酵母就行，现在则要求蒸出跟别人一样的大白馒头，蓬松可入口。

　　这位名叫孙飘扬[9]的厂长时年32岁，从技术员起家，历任科长、副厂长，算是年轻有为。早在他当厂长之前，孙飘扬就爱琢磨医药制造，自然而然等他当上厂长，他就想着怎么把厂子的研发搞起来。

　　在90年代的时候，癌症对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不治之症，而对肿瘤的研究和医药更是极度缺乏。于是孙飘扬决定，从肿瘤类药物的仿制研发入手。

　　这个转变可谓极大。要知道在这之前，这家药厂的最基本的产品是红药水，在这之后，该厂获得了强劲抗癌药VP16针剂的专利，这款药专攻肺癌，配合胶囊工艺疗效更好。

　　之后，孙飘扬花费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一款抗癌新药一环磷酰胺，三年后这款药获批上市，成为该厂拥有自主产权的第一款的新药，一上市即成为抗癌新星。

　　接连取得成功之后，孙飘扬索性将研发进行到底：大量投入资金，建设更大的开发团队，向创新药领域进军。

　　2014年10月，全球首个获批用来医治晚期胃癌的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-阿帕替尼。中国是胃癌大国，阿帕替尼的诞生解决了三线及三线以上的晚期胃癌患者的治疗难题。

　　阿帕替尼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创新药，也是我国医药史上的里程碑。而这家药厂，也从40年前一个小小的红药水厂蜕变成了如今的“研发一哥”——恒瑞医药[8]。

　　改革开放之前的医药研究，大多数来源于军事系统里的科研院所——军事系统在提供药物临床研究方面，毕竟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，一大批中国的医学生远赴海外留学，带回海外先进的药物研发理念。跟前辈们相比，新时代的医学生们更具商业眼光，在医药产学研上更具想法。

　　2011年，浙江某药企的肺癌靶向药埃克替尼上市，疗效超过国外母药厄洛替尼，打响了中国仿制药从“me too”到“me better”的第一枪，被誉为新中国医药领域的“两弹一星”。这家药企的负责人，即是学成回国创业的医学生。

　　2013年，中国某药企以2.33亿美金的价格将某小分子抑制剂的研发销售权（中国外）转让给德国Merck——中国在医药创新上难得的一次“逆向输出”，该药企的领导人为业内有名的生化系教授。

　　深圳某药企的西达苯胺（HDAC抑制剂，常用于淋巴癌治疗）上市，算是中国医药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。西达苯胺则是完全由中国人自主研发和发现分子式的药物，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具原创性的药物。

　　而这年，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则将中国原创医药的“丰收”推向了高潮！

　　原本，青蒿素项目的发起是未解决军队面临的疟疾问题。屠呦呦团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获得启发后，开始尝试从青蒿中提取有效成分，经过种种探索和失败后，最终成功掌握了青蒿素的成熟提纯和用药技术。这种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全新药物，一举歼灭了横行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疟疾，是中国医学界给人类的巨大贡献。

　　屠呦呦获奖的同年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出炉，包含有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、手足口病疫苗、埃博拉疫苗、人造角膜和动物基因编辑等前沿成果。

　　中国企业界和学术界，对于医药自主创新的开拓和坚守，令人振奋不已。他们取得的成就，不仅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医药人不懈奋斗、自主研发的创新精神，更昭示了中国药物原创的未来。

　　[4].《林栋，从抗日战士到合资先锋》，《中国医药报》2004年6月29日，作者王晓东

　　[5].知乎问答——“中国科技方面有什么弱项？”来自Hansel 的答案

　　[9].《把握命运，勇闯未来》，华商韬略对于孙飘扬的简介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